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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文学自发与中国文学史著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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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始于19世纪后期的西方和日本，而中国东说念主我方的文学史著述则始于清末黄东说念主（1866—1913）于1904年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也即是说，中国东说念主我方写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于今唯有120年的历史。这是现在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史著述”的基本判断。这一判断是不行令东说念主欢欣的。中国事一个史学意志自发很早的国度，至少西周技巧就有了明确的历史意志。有三千年历史自发意志，而对文学史的清楚和著述唯有一百多年，这是说不外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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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客不雅存在，文学史著述是对文学史清楚的书写，即是探讨文学发展的轨迹和轨则。对文学自发的清楚，是对文学史自发清楚的基础，因而亦然文学史著述的基础。

最初接头我国悠久的史学自发意志。《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抓中。中，正也。凡史之属齐从史。”“史”即是记事的东说念主，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字形讲，“史”是一个会意字，“从又抓中”，这里的“中”是古代的简册，手抓简册书写，即是“史”。可是只是记事并非有“历史意志”，比如甲骨文有多半的“记事之辞”，但它只记录占卜祭祀之事，记录东说念主与当然神、祖先之间的集会，既莫得对事件的戒备记叙，更莫得技巧和空间的坐实。商周金文是宗庙之礼的关键部分，记录器主罗致王的表彰，进而制作礼器祭祀祖先；巨贾和西周初期的铭文险些不提那时发生的历史大事，中枢是强调神与东说念主、祖先与子孙之间的估计，以祈求家眷的蓬勃绵延，无法系于具体的时空环境，是以它们都莫得体现出历史意志。甲骨文、金文中有“作册”“作册内史”“作册尹”等，“史官”（官府）也曾建造。但甲骨文中的“册”均为“祭册”，即孝顺于先人或神灵的祭品清单；金文中的“册”为“锡册”或“封册”，即赐爵礼及清单，都莫得体现严格真理上的历史意志。我国历史意志的自发是从西周启动的，周公“制礼作乐”，其中热切的内容是对先周历史的梳理，尤其是对公刘、古公亶父、王季以来先公先王仁圣形象的塑造。这是“史”的热切职责：既然要塑造仁圣形象，确定要假造、改编或夸大史实。“假造和夸张”，是“文”的主要特征，是以孔子有“文胜质则史”的说法，假造和夸张的写法突出了“历史之质”，即是“文”了。孔子的这一不雅点，也与西方后当代门户怀特（Hayden White）的不雅点很相通；怀特以为，历史的本体其实即是文学。

“文学史”的中枢是“文学自发”。中国文学的自发，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战国时屈原创作诗歌而“表达忧愤”，西汉司马迁提倡“勇猛抒怀”说，《七略》《汉志》“诗赋”清静为一略，说明战国以来，文东说念主对诗赋的自发是莫得疑问的。即使一般的散文，或许西汉时也已自发，否则咱们就对东方朔创作《解嘲》、扬雄创作《答客难》、王褒创作《僮约》无法诠释了。它们透彻不以实用为指标，而是特定“情志”的发泄。

屈原是我国最早对诗歌的功能有独有清楚的作者。他的代表作是《离骚》，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即是表达忧愁。屈原在《惜诵》起头：“惜诵甚至愍兮，勇猛以舒情。”“致愍”“勇猛”“舒情”，都是“离骚”的真理。这种勇猛抒怀的表述，在屈原诗中屡次可见：“登大坟而纵眺兮，聊以舒吾忧心”（《哀郢》）、“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好意思东说念主”（《抽想》）、“历兹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抽想》）、“吾将荡志而媮乐兮，遵江夏以娱忧”、“吾且儃佪以娱忧兮，不雅南东说念主变态”（《想好意思东说念主》）所谓“舒忧”“陈辞”“荡志”“娱忧”，都是表达忧愁的真理。强调诗歌对脸色的表达，标明屈原清楚到了文学的独有价值。气运的逼促使屈原用诗歌的体式表达忧愤之情，他是“勤勉倦极”的呼天呼父母，是文学的自发而非文学史的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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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既体现了文学的自发，又体现了文学史的自发。《史记》的“文学自发”主要推崇在对笔下东说念主物倾注的同情心和历史故事的文学描述上。唐代诗东说念主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称《史记》是“司马子长之深悲”，清东说念主刘熙载的《艺概》以为《史记》“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刘鹗《老残纪行自序》更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呜咽”。恰是这种“多爱不忍”的同情与爱，这种“为古今东说念主叫屈”的历史职责感，体现了《史记》的文学性。因为同情，司马迁油然而生地假造了诸多故事情节。最有名的如《项羽本纪》中的“垓下之围”，项羽被重重包围，旬日并出，深夜时他在帐中饮酒起舞，与虞姬清翠悲歌，天亮即一网尽扫，奴婢溃不成军。周亮工《尺牍新钞》说：“余独谓垓下是多么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遁迹，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岂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如椽大笔’，代为逼真。”司马迁不仅这么写，他还把这种不雅念进行了表面回顾，这即是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倡的“勇猛著书”说：“此东说念主齐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说念也，故述旧事，想来者，想垂空文以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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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文学史”意志主要体现在他对作者身份的阐明和对其作品创作陈迹的探讨。如《司马相如列传》，是一篇司马相作品的纪年。这篇列传百分之八十的笔墨是转录司马相如的作品：《乌有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长辈》《谏猎书》《哀二世赋 》《大东说念主赋》《封禅书》，用叙事的形态把它们串联起来，每篇前边是此篇写稿的技巧和配景，后头叙写此篇产生的后果，就如同后世选集的解题说明。《列传》中既有对司马相如作品的总体评价，又有每篇作品的阅读后果形色。这种创作配景、创作东体、作品展示、受众情况的立体申报模式，履行上是一种文学史的著述形态。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史斟酌，对后世集部的剪辑体例，都有着庞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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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东说念主斟酌《诗经》，有长远的“文学史”意志。如《诗序》讲致密正变，即是从《诗》的流变史角度着眼的。周文王武王之德，光熙前绪，“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这是就风、雅之“正”（《诗谱序》）。“至于王说念衰，礼义废， 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序》）郑玄《诗谱》以技巧为纬，以地舆空间为经，把《诗三百》坐标于具体的技巧和空间，“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想则寡。”（《诗谱序》），更是一篇《诗经》学史和《诗经》舆图。

因此，至迟至汉代，文学的自发、文学史的自发也曾完成，中国的文学史著述雏形也曾产生。以为文学史学科和文学史著述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按照西方的“文学史”不雅念和“文学史”著述形态作出的判断，并不适合中国文学史的履行。基于这种清楚，中国传统的文学史论著主要呈现以下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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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正史的《文苑传》。二十四史的《文苑传》始于范晔的《后汉书》，可是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也曾体现了长远的文学史想想。比如，太史公把屈原与贾谊合传，是因为二东说念主齐“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一方面确定他们共同的文学设置，同期也彰显他们之间的承继关系。而在这篇列传的写法上，传主我方的作品是鼓动和生排列传结构的主要形态。《汉书》贾山、邹阳、枚乘、枚皋、路温舒合传，严安、终军、王褒、贾捐之合传，其以文学归类的意味更长远。《三国志》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楨、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杨修、阮籍、嵇康、桓威、吴质等合传，则是特别志给文学家作列传了。至范晔而合文学家为《文苑传》，则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第二种是“目次”体式的文学史。目指书名，录指叙录。西汉刘向领衔整理群籍，撰成《别录》二十卷，刘歆在此基础上精简为《七略》七卷。据现有内容看，刘氏叙录中最中枢内容是撮述全书轻率，包括著者作事、时间配景、辩认真伪和评述全书轻率等，体现“辨章学术，考镜起源”的不雅念，呈现学术史的流变历程。从《七略》“删其要”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其“诗赋略”即是中国第一部简明文学史。“诗赋略”分为五类：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这五类最初左证“歌”和“诵”的不同，把“诗”和“赋”分开，前四家是赋，后一类为诗。从前三类文东说念主赋，到基层赋的“杂赋”，再到“歌诗”，是一个“歌”的要素渐次加剧的流程。“杂赋”中有《成相杂辞》，为“后世弹词之祖”，其传播形态与“歌”也曾很接近了，是以介于赋与诗之间。三家赋的分类，从表达形态上说，“屈原赋”以抒怀为主，“陆贾赋”以描述为主，“荀卿赋”以说理为主。汉东说念主以为赋当以“讽谏”为其要务，“屈原赋”体兼致密，骨含讽谏；“陆贾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讽谏之意比拟幽微；“荀卿赋”直陈政教之得失，虽有同情讽谏的古诗之义，但与屈原类譬喻鲜艳的形态不同。而每一类中，又依期代先后序列作品，如“屈原赋类”，先列战国赋三种，再列汉赋十七种。“陆贾赋类”列汉赋二十一种。“荀卿赋类”包括战国赋一种，秦赋一种，汉赋二十三种。“杂赋类”收录齐佚名或技巧不可考者，故按题材分类。这恰是辨章学术，考镜起源。总之，《汉志》“诗赋略”从传播形态上永别“赋”和“诗”，从情志表达形态上给赋分类，然后探讨各种各体的流变。说它是一部诗赋的简史，是适合履行的。“目次”体式的文学史之集大成者当为《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即是一部中国经学史，“史部”即是一部中国史学史，“子部”即是一部中国想想史，“集部”即是一部中国文学史。

第三种是“文选”体式的文学史，即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选录或评点，以说明选者对文学发展的看法，其中即蕴含着文学史不雅。《尚书》的时间，文学虽莫得自发，但选者特别志地把典、谟、誓、训、诰、命等编排扫数，说明他们有了初步的文学不雅念。《诗经》的编排，按郑玄《诗谱》的斟酌戒指，则是充分接头了地域特征和技巧变化，是以一部《诗经》，即是一部西周全春秋技巧的诗歌史。到了自后，文学越来越自发，《昭明文选》的文学史真理更为长远。至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篡》，不仅是文学的分类，况兼对各体均有挑剔，分析其特质。明末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虽是丛书性质，但每集前题辞评述作者生平与创作特质，分之则为作者的挑剔，合之则为文学史。

第四种是“诗文评”体式的文学史，以曹丕《典论》为其首，惜除《论文》篇除外，余齐不传。《文心雕龙》是古代诗文评中绝世超伦的著述，东说念主们时常从文学论、创作论、批挑剔、赏识论等方面清楚其价值，而九九归一，是接头文学史的问题。刘勰以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文学老是不断发展变化着，这种变化与社会政事文化的变化关系密切。“史”的不雅念连接在《文心雕龙》的永恒，尤其是从《明诗第五》到《秘书第二十五》的文学部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不同文学的起源进行梳理，对历代代表性作者和作品揭櫫并评价，铺陈文理，回顾文学变化轨则，涌现出文学史家的眼神。《文心雕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史著述，咱们当年囿于西方文学史的框架和体式，总把《文心雕龙》拆散成不同的部分进行，忽略了它的文学史性格和文学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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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的文学史的著述形态进出很大，根底原因是文化配景和想维形态的不同形成的。传统中国文学史著述基本上不表示演绎推理的主见，感悟多而表面分析少，长远不及而示意过剩。西方文学史斟酌的想维形态和著述体式传入我国，鼓动了中国文学史斟酌的极大调动，这是应当充分确定的。

（作者：伏俊琏，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纯熟）